从旁观者到当事人：苹果为何闯入爱立信与华硕的专利战？

纳暮202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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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PC的诉讼中，并非只有原告与被告才有立场发声，如果第三方的合同利益可能受到影响，同样可以被纳入程序。”

来源：北京海通国际知识产权研究院
作者：泽识

8.1

2025年9月23日，统一专利法院（UPC）上诉法院作出裁定，允许苹果公司以第三方身份介入正在进行的爱立信诉华硕与 Arvato 专利上诉案。苹果既非原告，也非被告，但法院认为它在案件中确实拥有“直接且现实的法律利益”。

在UPC的诉讼中，并非只有原告与被告才有立场发声，如果第三方的合同利益可能受到影响，同样可以被纳入程序。案件的讨论范围也因此逐渐扩展，除了5G标准必要专利（SEP）侵权本身，还牵涉到许可协议是否需要在诉讼中披露，以及相关商业机密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从外界视角看，这是一场通信企业与设备制造商之间的专利诉讼；而在另一层面，它关系到5G时代定价权的分配、FRAND透明度的界限，以及跨国许可合同的保密性能否维持。

对苹果来说，介入的理由十分直接——维护与爱立信之间那份长期未曾公开的全球专利许可协议。

01苹果登场的背后

2024年6月，爱立信在UPC米兰地方分庭起诉华硕及其供应伙伴 Arvato，指控其多款智能手机侵犯两件欧洲专利。其中一件（EP2727342）涉及无线通信设备在待机与唤醒过程中的节能与连接管理机制，另一件（EP3076673）则与蜂窝网络中的高效数据传输方法有关。这两项专利均被声明为5G标准必要专利（SEP），意味着任何符合标准的设备都有可能使用其中的技术，制造商若未获得许可，就存在面临侵权诉讼的风险。

随着案件进入证据交换阶段，爱立信打算提交多份全球许可协议，以证明其报价符合FRAND原则。然而，这些协议记录了高度敏感的商业条款，一旦披露，可能影响其整体许可安排，甚至触发其他协议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基于此，爱立信请求设立“仅限外部律师及指定专家查阅”（AEO）的保密机制，以严格限制文件的可见范围。但在2025年4月和6月，米兰地方分庭先后两次驳回了该请求，理由是缺乏充分依据。爱立信随后提起上诉。

就在这一阶段，苹果申请介入。原因在于，爱立信拟提交的部分协议直接涉及其与苹果之间的合同。如果相关条款被公开，不仅可能影响合同履行，还可能削弱苹果在全球许可谈判中依赖的信息优势。上诉法院最终援引《UPC程序规则》第313条，将保密令的设立问题视为案件结果的一部分，并据此认定苹果在其中具有“直接且现实的法律利益”，从而允许其以第三方身份进入程序。

02保密令与信息攻防

苹果之所以在此案中登场，并非偶然。双方的纠葛早在4G时代就已开始——当时因许可费率问题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展开诉讼，最终以一份为期七年的全球交叉许可协议暂时平息。进入5G时代，旧协议到期后，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直至2023年11月才敲定新的多年期全球许可安排。据行业估算，这份协议让苹果每年支付的费用高达数亿甚至十亿美元。

更关键的是，协议中写入了最惠国待遇（MFN）条款。它意味着一旦爱立信向其他厂商提供更优惠条件，苹果便能自动获得同等待遇。对苹果而言，这是维持全球费率优势最核心的屏障。

正因如此，当爱立信打算将多份许可协议提交法庭时，苹果的利益空间被直接牵动。条款一旦过度公开，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他被许可方或许会立即要求比照苹果的条件，苹果在与其他专利权人的谈判中也将失去“价格不透明”的优势，而竞争对手更可能借此推算出其专利成本，从而调整市场策略。

在这样的局面下，保密令已不仅仅是程序性安排，而成了一道关乎商业模式的闸门。对苹果来说，介入诉讼就是在守住这道闸门，守住其在全球谈判中的议价优势。

03法院如何划线

2025年9月23日，UPC上诉法院作出裁定，批准苹果以第三方身份介入，并明确其地位是支持爱立信的立场。法院援引《统一专利法院程序规则》第313条，指出任何在案件结果中具有法律利益的实体都可以申请介入。本案中，AEO保密机制是否设立，将直接影响苹果的合同履行和商业秘密，因此构成“直接且现实的法律利益”。

在程序安排上，法院要求苹果在十五日内提交正式介入声明，并允许华硕、Arvato及爱立信在随后十五日内作出回应。苹果也获准参加口头听证，就保密问题表达意见；但其提出的延期申请被拒绝。换句话说，法院承认第三方的声音应当被纳入程序，同时也划定了边界，避免介入被滥用为拖延战术。这一处理方式释放出明确信号：UPC愿意在保护商业秘密与维持程序效率之间保持平衡。

04VIVO案的回声

这并不是UPC第一次在SEP诉讼中处理保密机制的争议。就在上个月，我们报道过的 Sun Patent 诉 VIVO 案中，上诉法院裁定允许三名VIVO员工在严格条件下查阅许可协议中的机密条款。当时法院采取了“有限开放”的做法，一方面保护权利人的商业机密，另一方面也顾及被告的抗辩需要。

与VIVO案相比，苹果案呈现出新的延伸。法院接受了第三方的申请，认为即便不是直接当事人，只要能够说明诉讼程序可能对合同权益产生实质影响，也有机会进入程序发声。这种处理方式为未来类似争议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路径。

05程序的分量

把苹果案与VIVO案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逐渐浮现的趋势。在SEP诉讼中，程序安排已不再被视为次要环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费率的确定与谈判的格局。保密令过于宽松，可能导致最惠国待遇条款被连锁触发，使费率体系出现波动；但若过于严格，又可能削弱FRAND原则的可验证性。如何在两者之间拿捏分寸，正成为UPC面临的持续课题。

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起草跨国许可协议时，关注点不应仅限于技术覆盖范围和费率条款，更需要提前设计好信息披露与分级可视安排。与此同时，内部的FRAND合规与留痕机制，也将是未来诉讼中能否站稳脚跟的关键。

从行业层面来看，这类案件折射出通信领域日益复杂的利益交织。通过交叉许可、专利池和联合研发，单一诉讼往往不再只影响当事双方，而是可能引发多方连锁反应。程序上的攻防——例如保密机制是否设立，决定了谁能够接触到许可协议，谁能够据此调整定价，从而影响整个市场的费率走向。

UPC作为新兴的跨国司法机构，正在通过这些裁定逐步勾勒规则边界。在苹果案中，法院依据程序规则的相关条款，认定“是否设立保密令”属于案件结果的一部分，因此第三方如果能证明自身合同权益会受到影响，就可以申请介入。这样的处理既保护了商业秘密，又避免程序被拖延。而苹果选择在UPC提出申请，本身也体现了这一制度的一大吸引力——能够在同一个体系下实现跨国裁判的统一。

回看这一案件，它所反映的问题已经不限于爱立信与华硕之间的专利纠纷。标准必要专利的竞争，往往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比对，还关系到在FRAND框架下如何把握“可见”与“不可见”的界限。披露到什么程度、由谁来查阅，都会影响费率的基线和谈判的区间。随着5G逐步走向6G，中国企业也正从单一的被许可人，逐步成为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并存的参与者。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合同中预设披露机制，并在内部沉淀可追溯的合规链条，可能比价格本身更早决定未来的主动权。

这也提醒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专利博弈中，程序规则的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诉讼走向与谈判主动权。提前建立对这些规则的理解与应对，将成为企业海外布局中的一项基础能力。

参考：
UPC公开数据库
UPC: Procedural order on application to intervene
UPC CoA allows Apple to intervene in Ericsson-ASUS, Sun Patent Trust-vivo cases to seek enhanced protection of SEP license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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