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诉三星FRAND全球战：英德双轨程序的司法对峙与新格局——从中间许可到反反诉讼禁令的跨国专利策略全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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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际FRAND体系的重心由‘实体费率’转向‘程序节奏’，程序本身便成为规则竞争的核心资源。”

来源：北京海通国际知识产权研究院

作者：泽识

中兴诉三星FRAND全球战：英德双轨程序的司法对峙与新格局

2025年，全球标准必要专利（SEP）领域迎来一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对决——ZTE（中兴通讯）与Samsung（三星电子）之间围绕FRAND许可原则的谈判陷入僵局，并迅速升级为横跨英国与德国的程序战。英国法院的“中间许可”声明与德国法院的“反反诉讼禁令（AASI）”相继出台，形成鲜明的司法对峙。这一组合效应不仅改变了跨国专利纠纷的解题路径，也为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专利谈判提供了新的程序策略参照。

案件背景与FRAND争议核心

FRAND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体系的制度基石，其目的在于在专利权激励与标准推广之间建立可持续平衡。中兴与三星的全球专利争议，正是围绕FRAND原则的具体适用展开。由于双方在费率谈判中久未达成一致，冲突逐步从商业谈判层面演变为覆盖多个司法辖区的程序性对抗。

随着诉讼的推进，案件焦点已超越传统的“侵权与赔偿”范畴，核心转向对诉讼程序控制权的竞争：谁能主导诉讼节奏？谁能通过司法程序塑造谈判压力？这两大命题成为双方全球博弈的实质。

2025年10月成为争端的关键分水岭。英国与德国法院几乎同步作出具有示范效应的裁决，使FRAND争议从“费率纠纷”转化为“程序博弈”。双方在不同法域中，通过管辖选择、临时禁令申请、中间程序声明等多重策略组合，试图在全球许可谈判中抢占程序主动，从而间接影响实体结果的走向。这种司法与策略的双重交织，也正在重塑国际FRAND争端的解决版图。

随着这种诉讼策略在不同法域间的并行展开，英德两地裁判的示范效应已突破个案范畴，正在重塑国际SEP纠纷的处理逻辑与制度格局。

英国中间许可程序进展与司法能动性边界

中间许可声明的核心内容

英国高等法院的中间许可机制（Interim Licence, IL），为陷入僵局的标准必要专利（SEP）许可谈判提供了一条司法破局路径，但其“宣示性权力”的行使必须以程序公正为限。

2025年6月25日，英国高等法院发布中间许可声明（IL）裁决。该机制针对长期无法确定FRAND费率的情形，通过法院的宣示性判决，允许实施者（此案中的三星）在最终费率确定前继续实施涉案专利，以维持市场秩序的稳定。

Mellor法官在判决中重点审查了SEP权利人（中兴）的程序行为，认为其在并行程序中存在拖延与反复的策略特征，构成对FRAND原则中“愿意许可”义务的违背。虽然法院未直接设定许可费率，但其对“恶意”的定性，实质上重塑了谈判双方的权利义务平衡。

该IL声明不具强制执行力，却通过司法评价确立了许可行为的合法性边界。中兴被认定存在“恶意”，其程序地位因此受损；而三星凭借中间许可获得持续实施的法律缓冲，从而在全球谈判中赢得战略空间。此裁决也成为国际司法观察的风向标，标志英国法院开始以“宣示性判决”介入跨国FRAND许可进程。

换言之，英国法院首次尝试将程序公正纳入FRAND原则的解释体系：通过限制权利人滥用程序策略，保障实施者的持续经营与谈判平衡。这一创新也强化了法院在跨域SEP纠纷中的调节功能。

上诉程序的复核与能动性边界

中兴针对该裁决提起上诉，案件已成为SEP/FRAND跨域治理的重要节点。2025年10月13日，英国上诉法院（EWCA）正式受理并将其纳入快轨程序（fast track）。该程序通常可在6至9个月内完成审理，旨在加快争议解决，避免因程序拖延导致商业损失。此举同时体现出司法机关对案件影响力的高度重视。

上诉的核心焦点预计集中于两点：管辖权边界——中间许可的授予是否超越英国法院的司法权限；证据与标准——原审对“恶意”的认定是否符合FRAND原则的适用标准。

这两项问题的审查，将决定英国法院在SEP许可争端中的司法能动性定位。若上诉法院维持原判，英国法院将在跨域程序协调中确立主动干预的权威角色；反之，如撤销该许可，则意味着英国法院未来在FRAND纠纷中必须收紧能动边界、回归传统的消极裁判角色。

因此，这起上诉程序的意义早已超越个案结果。它将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界定英国法院在全球SEP治理格局中的权力范围与制度角色，为后续跨国FRAND争议提供清晰的程序范式。

德国AASI禁令与程序主导权的强化

AASI禁令的程序阻断效应

在中兴与三星的FRAND争端中，反反诉讼禁令（AASI）展现出显著的程序阻断功能。其核心策略价值，在于直接切断三星通过标准组织程序向中兴施压的路径。

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第七民事庭（LG München I, 7. Zivilkammer）裁定，禁止三星继续在ETSI发起或推进针对中兴许可行为的投诉，要求其撤回已提交申诉，并明确指出此类行为可能构成对德国诉讼的实质干预。

该禁令通过ex parte单方紧急审理程序核发，显示出德国法院在跨境SEP纠纷中对诉讼程序主导权的强势维护。从程序法角度看，这一裁定实质上宣示了司法程序优先于标准组织内部自治机制的原则地位。

在更广的制度层面，AASI禁令不仅对个案产生约束效果，也构建了一种司法对非司法程序的审查机制。它为企业在面对“程序武器化”策略时，提供了一条防御性法律路径——通过禁令手段，防止对方借助标准组织程序干扰司法秩序。

德国“FRAND法律说明”的制度立场

德国民七庭随后发布的内部“FRAND法律说明”进一步确立了司法政策方向，其三项核心立场，正在塑造德国法院在SEP争端中的裁判取向：

1.无需强制担保：法院明确指出，SEP持有人即使未提供担保，仍可被认定为“愿意许可”，从而降低禁令申请门槛。此举显著强化了德国作为权利人友好管辖地的吸引力，与欧盟其他法域形成差异化竞争。

2.外国判决无约束力：法院确认英国的中间许可（IL）等外国程序在德国诉讼中不具直接效力，并强调英国IL制度与FRAND合规性无直接关联。这一立场实质上否定了英国法院对FRAND费率的优先认定权，为德国法官行使独立裁判权扫清障碍。

3.程序自治优先：通过上述两项原则，德国法院在程序设计上强化了司法主权与审理独立性，确保跨国诉讼中的程序主导地位不被削弱。

这一系列政策取向既是对德国长期作为知识产权诉讼中心地位的维护，也反映出全球SEP治理中正在形成的“管辖权竞争”新格局。通过程序规则的差异化设计，德国法院正在为SEP权利人塑造新的程序优势，并对国际FRAND谈判结构施加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跨法域战略博弈与程序主场争夺逻辑

双方程序策略的差异与共性

在这场FRAND程序战中，中兴与三星展现出一种“异曲同工”的策略逻辑——路径虽异，但目标一致，皆在于掌控许可谈判的节奏与议程主导权。

三星倾向依托英国法院与ETSI规则构建程序优势，其策略基点在于英国司法体系相对偏向实施者利益平衡的制度传统。依照ETSI规则中SEP持有人“愿意许可”的强制性要求，三星试图借助制度工具，将谈判锚定在对自身更有利的费率区间。

中兴则将重心转向德国法院的禁令体系，利用其对SEP权利人友好的司法倾向与高效审理机制，通过AASI禁令压缩对方程序选择权，反向塑造谈判压力。双方的战略各有侧重：一个以灵活的程序利用换取实施空间，另一个以严密的禁令防御固守主场。

与此同时，ETSI作为标准制定与知识产权政策平台的原始功能正在诉讼实践中逐渐被策略化使用。在本案中，其制度被转化为诉讼“杠杆”：三星尝试通过ETSI程序主张中兴违反FRAND义务，而中兴则借助德国禁令程序削弱此类主张的程序效力。标准组织的角色由此从“技术中介”变为“策略节点”，引发了司法界对其制度边界的重新审视。

这场博弈早已超越个案利益范畴，它揭示出在全球FRAND治理体系中，标准组织、司法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正日益复杂化：每一方都在重新定义自身的程序功能与谈判地位。

德英司法立场的分化与制度根源

英国与德国在FRAND案件中的立场分化，深层逻辑源于两国不同的法律传统与裁判理念。

在英国，受普通法传统影响，法院强调个案正义与市场秩序的动态平衡，常通过宣示性判决来实现灵活干预。自Unwired Planet案以来，英国法院倾向以精细化的司法裁量，平衡权利人与实施者的利益，追求结果的实质公平而非形式一致。

德国则根植于大陆法传统，更强调规则适用的严密性与司法主权的完整性。其审理逻辑以程序完整与效率为导向，倾向于通过快速签发禁令遏制“程序滥用”。在早期的华为诉中兴案中，德国法院对禁令救济的严格标准，即体现出对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优先保障，以及以高效率解决纠纷的制度设计取向。

这种差异并非偶然的司法选择，而是长期法律文化积淀形成的制度路径依赖。一方以柔性裁量维护市场秩序，另一方以程序严谨确保权利边界，二者共同塑造了全球FRAND诉讼的双极格局。

分化的外溢效应与全球重构

英德在FRAND裁判中的制度分流，不仅反映了两大法系在知识产权保护理念上的根本分歧，更对全球标准必要专利的治理模式产生结构性影响。

随着UPC统一专利法院的逐步运作，以及美国与中国等主要法域实践的深化，这种司法立场的对峙可能通过判例承认与程序冲突的外溢效应，进一步重塑国际FRAND谈判的司法版图。未来的FRAND争端解决机制，或将更加依赖各法域在“程序主场”中的制度竞争力，而非单一的费率评估逻辑。

全球化背景下的程序格局与应对要义

多法域程序的风险结构

在FRAND跨法域纠纷中，程序策略失衡往往是中国企业陷入被动的关键原因。典型情形包括：在主要诉讼地之外，另行启动组织程序（如向ETSI提出申诉），结果被禁令辖区法院认定为程序滥用。

德国作为禁令签发的高频法域，其民七庭对程序行为的合规性要求尤为严格。法院明确指出，向标准组织提出平行投诉可被视为“程序干预”，并可能触发反制性裁定。实践显示，合理安排程序顺序与法域优先级，是避免冲突风险的前提。

企业在启动诉讼或申诉前，应结合UPC、德国、英国与中国等主要法域的路径特征，建立程序容忍度评估框架，确保跨域动作协调一致，防止因策略矛盾而引发程序性制裁。

程序与谈判的相互嵌套

在FRAND许可博弈中，程序与谈判早已形成闭环。程序工具不仅是争取裁判结果的手段，更是重塑谈判态势的杠杆。

谈判过程的系统化留痕——邮件往来、会议纪要、磋商草案——是证明“善意”与“愿意许可”的核心证据，也是后续费率争议的事实基础。英国的中间许可（IL）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可提供实施缓冲，但其跨域效力取决于目标法院的承认程度。德国的AASI禁令则能阻断组织程序的“侧向施压”，二者形成了程序攻防的两极。

对于正在出海的中国技术企业而言，关键在于将这些国际程序工具与国内《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指引》下的合规要求形成衔接，构建“程序合规—证据固定—跨域协同”的整体体系。通过精准把控程序节奏与证据结构，企业可以在全球FRAND谈判中稳住立场，掌握主动。

结语

这场以FRAND为名的全球博弈，实质上已经超越了费率之争。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趋势：程序正在成为新的主战场。英德两国通过各自制度路径的延展，重塑了跨国专利纠纷的重心，也让“规则解释权”成为影响全球专利秩序的新变量。

对中国技术企业而言，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单次胜诉，而在于能否在多法域格局下以程序规则构建稳定的谈判主场。这要求企业从被动应诉走向前置规划，将诉讼节奏、证据留痕与跨域协同纳入一体化体系，使每一步程序动作都具备战略价值。

当国际FRAND体系的重心由“实体费率”转向“程序节奏”，程序本身便成为规则竞争的核心资源。谁能更早识别这种迁移、在规则变动中保持清醒和准备，谁就更可能在新一轮全球知识产权竞争中掌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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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兴诉三星FRAND全球战：英德双轨程序的司法对峙与新格局——从中间许可到反反诉讼禁令的跨国专利策略全景解析）

来源：北京海通国际知识产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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