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运营体系中的NPE：公共政策演进与总体政策定位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IPRdaily立场#

“本文以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的历史性演进为脉络，聚焦NPE在政策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治理路径，揭示在培育知识产权运营主体、优化价值实现路径、扩展知识产权运营客体及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中的协同逻辑，并提出NPE对保障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安全与降低知识产权交易流转的交易成本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张鹏 郭婷婷 郑书发 

前言

以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的历史性演进为脉络，聚焦NPE在政策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治理路径，揭示在培育知识产权运营主体、优化价值实现路径、扩展知识产权运营客体及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中的协同逻辑，并提出NPE对保障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安全与降低知识产权交易流转的交易成本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促进现代知识产权运营发展为融合技术转化、资本运作与战略竞争三位一体的价值生态系统。知识产权运营政策表明，知识产权运营的核心在于实现知识产权的动态流转，知识产权运营过程的本质在于将静态的法律权利转化为流动的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化配置机制释放其潜在价值。知识产权流转并非简单的权利转移，而是构建起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高效连接通道，使得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的供需关系得以精准匹配。对于知识产权的流转而言，交易安全性与交易成本是关键制约因素，专利非实施实体对知识产权的交易安全的保障与交易成本的降低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专利非实施实体   知识产权运营  交易安全  交易成本

引言

在全球知识产权运营生态中，专利非实施实体（英文全称为Non-Practicing Entities，简称NPE）的政策定位与治理逻辑深刻影响着知识产权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本文以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的历史性演进为脉络，聚焦NPE在政策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治理路径，揭示在培育知识产权运营主体、优化价值实现路径、扩展知识产权运营客体及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中的协同逻辑，并提出NPE对保障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安全与降低知识产权交易流转的交易成本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的演进

知识产权运营是知识产权运用的高级阶段，更加明确地强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功能、实现知识产权制度价值；更加明确地强调知识产权的专业化运作和全链条运营，更加明确地强调将知识产权作为核心资产，嵌入创新全过程，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经营。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的发展历程始终围绕知识产权价值实现这一核心目标持续迭代升级，深刻反映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化实施。从“十二五”时期的萌芽探索到“十三五”时期的体系构建，再到“十四五”时期的提质增效、聚焦专利转化运用，既遵循知识产权市场化的内在规律，又通过持续的制度供给与政策创新，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我国的知识产权运营概念萌芽于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1]提出的“有效运用”方针。2011年被定为“知识产权运营元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2011—2020年)》[2]首次出现“专利运营”一词，推动形成全国专利展示交易中心、高校专利技术转移中心、专利风险投资公司、专利经营公司等多层次的专利转移模式，加强专利技术运用转化平台建设。“专利运营”这一概念提出的重要标志是2013年4月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的《关于实施专利导航试点工程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13〕27号）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的《关于组织申报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的通知》（国知办发管字〔2013〕34号）。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知识产权运营政策作为公共治理工具承载着多重功能。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内涵分散融入专利产业化（含科技成果转化、专利导航等相关政策）、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建设、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关联领域中，形成多维协同机制。专利导航、科技成果转化等专利产业化政策着力强化知识产权运营客体范围拓展及质量优化，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建设政策推动知识产权运营主体多元，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政策则通过资本赋能探索新型运营场景与模式创新。这些政策通过互补性制度设计，共同构建起质量提升、主体培育、模式优化的全链条政策支持，为知识产权运营生态的演进提供支撑。因此，以下对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的梳理主要聚焦于上述几个方面。

制度萌芽：“十二五”时期的基础探索。“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知识产权运营体系从概念萌芽迈向系统化发展的重要奠基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在知识产权运营的多个关键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专利产业化方面，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专利导航试点工程”，首次将专利导航纳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通过产业园区、龙头企业试点探索专利分析与产业决策融合机制，开启了专利导航助力产业发展的初步实践；运营平台建设方面，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财政部确立了在北京建设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并分别在广东珠海和陕西西安试点建设面向创业投资的知识产权运营特色分平台和军民融合知识产权运营特色分平台，初步搭建起知识产权运营的平台架构，为知识产权的交易、转化等提供了基础支撑。知识产权金融方面，同年，财政部办公厅、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开展市场化方式促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确规定设立知识产权运营政府资金。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有关部门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发展、指导商业银行规范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加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管理、推动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工作等方面的系列政策，逐步建立起了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政策体系，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探索新模式、新方法的试点。[3]

这一时期的系列战略举措以《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2011—2020年)》为统领，通过专利导航工程优化资源配置、运营平台强化服务供给、引导基金激活市场动能，形成了政策牵引与市场响应协同发展的雏形，为后续知识产权运营生态的完善奠定了制度基础。

制度深化：“十三五”时期的系统构建。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呈现体系化、纵深化发展特征。专利产业化方面，我国制定了系列促进知识产权运用的政策法规，如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教育部出台了《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4]，以推动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高校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为宗旨。《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通过完善我国职务发明制度，鼓励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实行产权激励，从法律层面为专利产业化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建设方面，随着201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建设深圳南方知识产权中心及中国汽车产业知识产权投资运营中心成立，我国初步形成了包括全国平台、特色分平台、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和社会运营机构等在内的全国知识产权运营网络体系；知识产权金融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次开展专利权质押登记试点。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和广州开发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我国首个以专利许可费为基础资产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广州开发区专利许可资金支持专项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设立。多项由政府引导，专注于特定产业的知识产权运营引导基金也积极发挥效能，如北京市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国知智慧知识产权股权基金、七星天海外专利运营基金、广东省粤科国联知识产权投资运营基金等。十三五后期，我国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模式日趋成熟，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工作亦步入规模发展阶段。[5]

这一时期的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在制度支撑、平台布局与金融创新等维度实现系统性升级，形成了“政策引导-平台支撑-金融赋能-协同创新“的全链条运营生态，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基础。

效能提升：“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聚焦于提升质量效益与促进产业融合，展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针对高校、科研机构专利转化率低的痛点。2021年以来，国家出台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6]《“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7]等纲领性文件，将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视为知识产权运营的重要方向。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8]进一步细化了具体行动路径，从多个关键维度对专利转化运用进行了系统部署，涵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多维主体的专利产业化激励、专利密集型产品的推广、高标准知识产权市场体系的建设等方面。

基于此，2024年全年，专利行政管理部门不断健全政策机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联合22个部委组成的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进机制高效运行，围绕科技、产业、企业、金融等领域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文件50余份。同时，各地方结合实际制定专项行动落实方案，出台系列配套文件，形成了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良好局面；不断加快专利转化重点任务推进，历史上首次完成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134.9万件存量专利的全面盘点，组织45万家企业进行精准对接和匹配推送，有效盘活存量专利资源。实施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出台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等系列政策文件，指导认定第二批专利密集型产品3000多件，产值超9400亿元，有力推动了专利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不断疏通转化堵点和难点，强化专利转化运用激励导向，推动优化各类评价指标。推动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专利转化的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等有利于专利转化运用的长效机制。会同科技部等5部门建立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声明制度，并已完成声明专利25.6万件。

“十四五”时期的知识产权运营政策通过“政策完善+重点任务推进+堵点难点疏通”三方合力，着力破解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融合，推动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纵观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的发展历程，政策焦点经历了“基础构建-机制创新-价值实现”的转移。“十二五”时期主要完成了框架搭建，“十三五”时期重点推进体系完善，“十四五”时期则关注转移效能提升。这种演进过程不仅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知识产权市场化规律的深刻把握，更展现了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定决心。未来，随着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知识产权运营政策将继续优化升级，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二、NPE的运营模式分析

随着全球知识产权竞争格局的深刻变革，国内外知识产权运营政策体现出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已从单一主体驱动向多元生态协同演进。NPE是重要的知识产权运营主体，我们在《一文读懂NPE：含义如何、从何而来、如何理解？》一文中对NPE的内涵与外延、兴起与发展、合理性基础等进行了讨论，并在在《同源异流：专利非实施实体运行模式正当性探析》一文中，对不同类别NPE机构的运营模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NPE作为目前市场上专利运营体系的重要主体，实现技术要素的优化配置，弥合实体制造企业与科研机构间的信息鸿沟，通过专业化运营形成的规模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专利匹配与许可谈判的交易摩擦。从NPE运营主体、运营方式及运营客体层面对其知识产权运营模式进行分析无疑可以观察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的实践发展。

第一，从知识产权运营主体层面来看，NPE知识产权运营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对知识产权资产进行运营操作的主体，可以包括科技型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也可以包括促成知识产权交易、产业化和资本化的专业服务性中介机构。按照知识产权运营主体的不同，可以将运营模式分为以中介为运营主体的模式、以企业为运营主体的模式和以科研院所为运营主体的模式。[9]其中，以中介作为运营主体的商业模式包括专利化运营资金、交易撮合平台和专利联盟。企业为主体的运营模式主要分为企业内部自行运行、设立许可公司及委外实施等模式。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运营模式主要有技术转移办公室模式、产业园区模式及与企业直接合作模式等类型。[10]这些主体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协同创新，共同推动专利资产的价值转化。

第二，从知识产权运营模式层面来看，NPE已形成多层次的价值实现路径。基础层面包括专利许可（普通许可、排他许可、独占许可）与所有权转让等传统方式，进阶层面涵盖专利布局、专利池构建形成的战略性标准运营，以及专利质押融资、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模式及专利作价入股、NPE专业化运营及复合型诉讼维权战略等资本运作手段。

第三，从知识产权运营客体层面来看，NPE运行所针对的专利类型呈现多样化特点。知识产权运营客体涵盖基础专利资产及其衍生形态，既包括具备技术先进性的核心专利组合，也延伸至专利质押融资中的金融衍生品、专利池构建中的标准必要专利包，以及NPE机构运营的防御性专利集群。这种客体范围的扩展，使得现代知识产权运营发展为融合技术转化、资本运作与战略竞争三位一体的价值生态系统。

图1 NPE运营模式

三、NPE的总体政策定位

作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市场机制深度结合的产物，对知识产权运营的治理范式深刻反映了全球创新战略的动态调适逻辑。NPE作为重要的知识产权运营主体，当前知识产权运营政策在制度设计层面呈现出对NPE创新价值的系统性认同，其核心逻辑体现为三方面治理取向：

首先，公共政策旨在完善NPE等知识产权运营主体培育机制。通过构建知识产权运营市场化框架，支持诸如全国专利展示交易中心、高校专利技术转移中心、专利风险投资公司、专利经营公司、专利联盟等组织形态的建立与规范化发展，推动知识产权运营服务融入国家创新链条。正如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长在2024年知识产权工作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的那样，要“进一步推进产业知识产权协同发展，一体推进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专利池、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这种制度安排承认NPE作为技术要素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必然产物，将其定位为衔接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关键枢纽。在运营模式优化方面，旨在优化知识产权价值实现路径，构建多元化知识产权运营模式。专利导航工程引导NPE聚焦高价值专利组合，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激活NPE对接高校院所与产业端的通道价值，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催生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证券与知识产权保险、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等多元金融形态。上述举措反映出对NPE在提升知识产权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核心功能的战略性认可。诚然，部分NPE的投机诉讼行为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但是基于我国目前尚未大规模爆发NPE诉讼的现状，可以通过借鉴国外治理NPE的投机诉讼行为的经验，并利用我国法律制度的优势，通过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和司法程序予以引导和规制，如涉及标准必要专利（SEP）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执法、SEP的经营者集中审查、专利侵权赔偿制度、行为保全制度、恶意诉讼制度及其司法实践，避免投机者恶意利用NPE牟取暴利，充分发挥NPE在知识产权运营方面的优势。由于上述内容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公共政策的范畴之列，故在此不做过多讨论。在专利客体方面，系列政策将NPE运营的对象从传统的基础知识产权资产扩展至诸如标准必要专利包、NPE机构运营的防御性专利集群等知识组合，从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基础运营扩展至知识产权担保权益、作价入资产生的股权权益的利用。上述政策体现出对NPE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积极作用的重视。相关政策还包含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平衡创新激励与市场秩序。政策框架在承认NPE促进技术流动、激励小微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基础上，通过审查质量提升、侵权诉讼规则优化等制度设计，精准规制投机性行为。这种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本质上确认了NPE作为市场必要组成部分的合法性地位。政策演进的内在一致性表明，NPE已被视为现代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市场化主体。制度设计既通过正向激励引导其服务国家创新战略，又通过负向约束防范系统性风险，这种双向治理范式本质上构成了对NPE创新促进价值的制度化认同。知识产权运营政策均表明知识产权运营的核心在于实现知识产权的动态流转，知识产权运营过程的本质在于将静态的法律权利转化为流动的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化配置机制释放其潜在价值。知识产权流转并非简单的权利转移，而是构建起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高效连接通道，使得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的供需关系得以精准匹配。对于知识产权的流转而言，交易安全性与交易成本是关键制约因素，NPE对知识产权的交易安全的保障与交易成本的降低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公共政策完善NPE等知识产权运营主体的培育机制旨在于促进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安全。NPE依托其专业团队与技术工具构建的专利交易周期风险评估体系，系统性降低了知识产权交易中的法律风险与市场不确定性，推动专利交易环境向安全可信转型。在传统交易模式下，专利权属模糊、价值虚高及侵权风险等问题长期制约市场活力，NPE则可以通过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创新，促进专利交易的合规性与安全性。以美国专利防御联盟RPX Cooperation（RPX）为例，其通过建立核心防御性专利收购网络，帮助会员企业规避在诉讼许可方面的财务风险，同时依托专利数据分析、专利市场和诉讼报告（Patent Marketplace and Litigation Report）[11]以及专利质量计划（Patent Quality Initiative）[12]的现有技术检索与专利有效性挑战机制，为会员提供精准的市场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Stanford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则通过许可经理与发明人的深度协作，在专利预审阶段即对技术的可专利性、转化可行性及市场价值进行多维度研判，从源头把控专利质量并预判商业化风险。[13]据《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企业对专利挖掘和申请（需求比例42%）、知识产权运营（需求比例29.4%）、专利产品开发前的侵权风险调查（需求比例25.6%）、专利维持、专利分级分类管理（需求比例21.5%）等NPE核心业务存在显著需求，[14]这印证了NPE在构建稳定可预期的专利交易生态中的核心作用和广泛的市场需求，其不仅将知识产权交易从“风险博弈”转向“安全可控”，更通过专业化服务增强了市场主体参与知识产权运营的信心，为全球统一大市场下的知识产权要素高效流通提供了保障。

图2 《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企业对知识产权市场化服务的需求

还有，公共政策完善NPE等知识产权运营主体的培育机制旨在于降低知识产权流转的交易成本。NPE通过构建专业化的知识产权运营网络，有效解决了传统知识产权交易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等痛点，显著提升了技术要素的市场流动性，其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资源整合优化了知识产权市场的运行效率。在开放式创新范式下，技术要素市场存在大量分散的专利权人和潜在需求方，信息不对称、专利碎片化等问题显著推高了技术交易的搜寻、谈判和维权成本。NPE通过横向整合特定领域的专利资源，构建规模化、标准化的知识产权组合，使得实施主体无需逐一对接分散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有效简化了许可谈判流程。同时，NPE凭借其资金和专业优势，成为连接权利人与实施人的关键节点，既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知识产权转化能力不足的困境，也为大企业提供技术集成方案，从而降低专利丛林效应带来的商业化阻碍。此外，NPE通过市场化运作盘活闲置知识产权资源，将难以独立实现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纳入流通体系，既避免了技术沉淀的社会损失，也通过风险分担机制缓解了原始创新主体的维权压力。这种基于专业分工的交易模式重构，实质上推动了知识产权二级市场从零散博弈向集约化、规范化运作转型，最终实现交易成本的整体性削减。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运营政策的演进轨迹揭示，NPE作为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专业化主体，其政策定位已从早期的争议性存在转向战略性的制度接纳。我国的系列政策更是折射出市场对诸如NPE等知识产权运营主体提供的知识产权集成运营服务的现实需求，及对NPE在保障知识产权交易安全、降低知识产权交易流转成本方面积极作用的认同。未来，我国需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土创新需求，继续通过专利导航工程引导NPE聚焦战略性产业的高价值知识产权运营，强化知识产权证券化、质押融资等工具创新以释放NPE的资本融通功能，最大限度激活知识产权运营市场活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兼具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保障。此外，开放式创新与NPE知识产权运营相辅相成。开放式创新模式的兴起，为NPE的运营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研究开放式创新的样态新近发展，以及NPE在其中的可能定位和作用，探讨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优化，进一步推动NPE知识产权运营与开放式创新的深度融合。

注释：

[1]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通知，
https://www.gov.cn/zwgk/2008-06/10/content_1012269.htm
[2]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2011—2020年)，
https://www.cnipa.gov.cn/art/2010/11/18/art_65_11353.html
[3]国家视角：中国的历程，
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709&plang=ZH
[4]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1/07/content_5254106.htm
[5]同4
[6]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9/22/content_5638714.htm
[7]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8/content_5647274.htm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310/content_6910281.htm
[9]王潇，张俊霞，李文宇.全球知识产权运营模式特点研究[J]，电信网技术，2018(1):6.
[10]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运营与实务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3
[11]Reports，
https://www.rpxcorp.com/intelligence/reports/
[12]Patent Quality Initiative，
https://www.rpxcorp.com/solutions/iprs/
[13]OTL's Process，
https://otl.stanford.edu/researchers/otls-process
[14]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1/22/art_88_197320.html

张鹏作者专栏

1、欧盟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许可规管新动态暨对我国的启示——以欧盟2月28日审议通过的标准必要专利规定提案为视角

2、欧盟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许可FRAND原则新动态暨对我国的启示——以欧盟2月28日审议通过的标准必要专利规定提案为视角

3、路漫漫其修远兮：欧盟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规定的提案立法进程定位

4、兼听则明：欧盟《关于标准必要专利条例及其修订条例的提案》立法进程中的争议

5、另一种探索：与欧盟标准必要专利新提案同期的英国选择

6、国际新进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探索及与欧盟标准必要专利提案的比较

7、似是而非：欧盟标准必要专利提案中的FRAND评估报告程序的基本属性探析——基于与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的调解程序和仲裁程序的比较

8、通用搜索服务相关市场界定及限定交易行为认定法律实务进展——以美国谷歌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为视角

9、一文读懂NPE：含义如何、从何而来、如何理解？

10、NPE：从萌芽到当下的创新赋能之路

11、同源异流：专利非实施实体运行模式正当性探析

（原标题：知识产权运营体系中的NPE：公共政策演进与总体政策定位）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张鹏 郭婷婷 郑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