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与三星全球专利许可纠纷：同日两判，伦敦3.92亿美元与重庆7.3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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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企业作为全球SEP权利人的法律地位，正在被多个法域的司法系统集体确认。”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佑斌

伦敦时间2026年5月1日下午，英国高等法院 Meade 法官在一份113页判决书末尾签下名字，案号 [2026] EWHC 999 (Pat)，判决三星电子向中兴通讯支付一次性 3.92亿美元的全球FRAND交叉许可平衡付款。

几乎同一天，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同一对当事人、同一份将要续签的全球协议作出认定，支持中兴提出的7.31亿美元六年期全球FRAND交叉许可方案。

同一对当事人，同一桩协议，两份判决，两个数字，几乎相差一倍。

这是国际标准必要专利（SEP）纠纷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一幕，两个独立的能裁决全球FRAND费率的法院，在同一天，对同一桩交易，给出了实质性不同的答案。

它表面上回答的是三星该付多少钱给中兴。深层回答的是另一件事。过去十年那个由单一全球FRAND法庭决定一切的时代，正式落幕了。

要理解这场纠纷，必须从2021年说起。

那一年，中兴通讯与三星电子签订了一份全球专利交叉许可协议，业内简称2021 PLA（Patent License Agreement）。这份协议覆盖双方的4G资产组合及早期的SEP，三星向中兴支付一定数额的平衡付款。

协议有效期为三年，2023年12月31日到期。续约谈判从2023年中开始，但在续约价格上，双方分歧巨大：三星希望续签按老规矩走，金额维持在2亿美元上限附近。从中兴的角度，旧合同价格明显偏低，需要按当前公允FRAND重估。

中兴是一个全球SEP重量级权利人。在续约谈判中，按照行业预期，三星将作为净支付方，也就是说，双方专利组合价值相互抵消后，三星向中兴支付差额。

谈判破裂后，2024年12月19日，三星率先在英国高等法院发起诉讼，请求英国法院裁定全球FRAND许可条款。中兴在4天后的12月23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应诉讼，请求由重庆法院裁定全球FRAND条款。

随后，战火迅速扩散至6个法域。

到2025年4月，双方在全球已发起超过17起互诉。这是国际SEP史上诉讼地理跨度最大、类型最复杂的纠纷之一。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2025年10月31日的一个关键节点，英国上诉法院（EWCA）推翻了Mellor法官此前给三星的临时许可宣告，主审法官Arnold在判决中明确写道：除非对某一法院存在合法且有证据支持的反对理由，否则SEP持有人试图迫使实施者接受其偏好的法院来确定FRAND条款，并不构成恶意。

这一判决实质上承认了重庆法院作为另一个合法的全球FRAND论坛。这是5月1日双判决得以并存的程序前提。

英国法院在SEP案件中的传统方法论叫做可比许可：即从当事方的历史许可协议中找参照，以判断什么是FRAND。

Meade法官在判决中筛选可比许可时，做了三组重要的排除和接纳决定：

被排除的可比许可是ENI 许可，三星与Ericsson、Nokia、InterDigital的协议：因这三家专利组合与中兴差异过大、且具有强势诉讼能力，与中兴情境不可比。NHDDS 许可（三星与NEC、Docomo、Datang、Sharp的协议）：内部费率波动过大，无法形成可靠FRAND区间。VOX 许可：无法可靠拆解，双方对其可比性存争议。

最终法院决定采纳的可比许可被称为“Big Two”：分别是2021 PLA（中兴-三星 2021年协议）以及ZTE-Apple 2020（中兴-苹果 2020年协议。法官选择以 ZTE-Apple 2020 作为主要分析起点，原因有三：

1、受非FRAND因素影响相对较小，需要的调整更少；

2、不存在2021 PLA中5G覆盖范围有争议的复杂性；

3、拆解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更低。

判决中最具创造性、也最具示范意义的部分，是法官对2020年中兴-苹果协议作出的三层折扣识别。他认为这份协议被以下三种非FRAND因素压低了价格，因此需要在重新计算FRAND费率时把这些扭曲加回去：

数学上，前两层折扣叠加约为合同总额的21%上调（计算式：100/(100−(12.5+5))≈121%）。第三层80%折扣则通过数学模型并入过往销量部分的拆解计算。

经过这三层调整，加上对销售地域分布、未来销量预测、专利组合强度比的修正，最终得出 3.92亿美元 这个数字。

这份判决最具突破性的一段，是判决书第33段。Meade法官写道（核心意思）：因美国原因，中兴当时急需现金流；管理层的决策是优先建立许可业务、引入现金流；它必须谈得快、谈得低，并且关键的一点，它在谈判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愿意低价快谈。即使后来中兴部分恢复，资产也已显著好转，它也不可能突然回过头去要求大幅涨价。

法官在判决第37段进一步澄清，他用非FRAND因素这个表述是有意的：三星和苹果当年的谈判团队没有任何主观恶意，他们做的是任何谈判方都会做的事，充分利用了对手暴露出来的弱势。

中兴当年没有得到它的技术所应得的、在公平条件下双方本会谈成的那个客观正确的FRAND价格。所以它今天有权要求拿到完整的FRAND价值。

把这段判决翻译成产业语言：英国法院第一次以司法形式正面承认，当一方在历史许可中处于不平等谈判地位时（即便不存在主观恶意），那个历史价格就不再是公允市场价。它需要被司法重新校准。

我们再看这一边重庆法院的判决，2026年5月1日（据公开报道，正式判决书全文截至本文截稿尚未公开发布）。法院支持中兴提出的 7.31亿美元六年期（2024.1.1—2029.12.31）全球FRAND交叉许可方案。

由于判决全文尚未公开，本节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基于重庆法院在SEP案件中的过往判决传承，以及业界对其裁判逻辑的合理推断，具体细节有待官方文书披露后核对。

要理解重庆法院的逻辑，必须把视野往前拉两年，回到2023年底重庆同一个法院作出的另一份判决：OPPO诉诺基亚案。

那份判决在国际SEP圈里被称为中国方案，确定全球手机行业5G标准的累积费率上限：

这套方法论的内核是自上而下（Top-down）：先确定整个5G标准的累积总价值，再根据每家专利权人在这个标准里的实际贡献（专利组合强度比），分配出每家应得的份额。

德国慕尼黑法院在2025年7月14日的Schön法官那份著名判决里，专门把重庆法院列为主要研习的外国法院之一。这是中国法院的方法论第一次被欧洲主流SEP法庭正式参考。

如果重庆法院在中兴诉三星案中延续了中国方案的方法论，那么7.31亿这个数字背后有两个底层支撑：

第一，标准技术总价值的客观化：累积费率的范围（4.341%—5.273%）已经在OPPO案中确立。中兴诉三星案需要做的，是把中兴在5G标准中的实际贡献量化出来，乘以这个累积费率分配出去。

第二，中兴专利组合的实际权重：基于中兴超过6500族的5G标准必要专利、其在3GPP标准制定中的实际参与度，以及与三星销量数据的核算。

业内多家媒体已经在第一时间报道：即便按照英国法院使用的五年期口径折算，重庆法院认可的金额仍超过6亿美元。 这意味着，差距不是因为期限差异，而是底层方法论的差异。

一张表看清两套方法论的根本差异：

两个法院遵循了两套不同的FRAND哲学，在方法论的逻辑里各自得出了内部自洽的结论。英国的3.92亿，是把2020年苹果合同应有价格还原后再调整出来的。重庆的7.31亿，是把整个5G标准的累积价值按中兴的份额分配出来的。

英国和重庆都是全球FRAND判决，它们各自的判决金额对应的是双方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交叉许可，而不是仅仅英国市场或中国市场。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份全球协议，怎么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全球价格？

 三星面前的四条路径：

现实可行的路径可能是三星与中兴最终会在3.92亿到7.31亿之间的某个数字达成全球和解。

过去十年，英国在国际SEP纠纷中事实上扮演着全球FRAND最终裁决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中国法院在SEP领域的能力建设完成了关键的跨越。中国法院在SEP领域的角色已经成长为全球FRAND制度的主要建构者之一。

5月1日的双判决会带来三个长期结构性影响：

第一，诉讼地选择会变成SEP纠纷的核心战略问题。在此之前，去英国几乎是默认选项。在此之后，每一个跨国SEP当事人都需要做一道选择题：英国 vs 中国 vs 德国 vs UPC，谁的方法论对我更有利？

第二，国际仲裁的呼声会显著上升。英国上诉法院在2025年10月那份判决里就专门对双方未能通过仲裁解决争议表示遗憾，并建议未来或可考虑由法院协助确定仲裁条款。当多法庭并行判决成为常态，仲裁可能从退路选项变成必选项。

第三，可比许可的绑定力会被持续削弱。英国法院通过非FRAND因素识别出对历史合同的调整空间；中国法院通过自上而下绕开历史合同的桎梏。两条路径殊途同归地指向同一个结论，历史合同不再是FRAND费率的"绝对天花板。

过去十年，中国通信企业的SEP叙事大体是这样：付费方。被高通追着付，被诺基亚追着付，被爱立信追着付。每一次大规模国际许可都像是交学费。

2026年回头看，这条叙事正在被悄悄改写。让我把2025年10月以来的关键节点串起来：

这条时间线里，没有一个孤立事件。它们共同表达了一件事：中国通信企业作为全球SEP权利人的法律地位，正在被多个法域的司法系统集体确认。

（原标题：中兴与三星全球专利许可纠纷：同日两判，伦敦3.92亿美元与重庆7.3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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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佑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