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探路者解密全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

【小D导读】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不仅仅是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制度，也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很多司改措施都要在这里面实行。

“之前我是法官，不过到了知识产权法院，我就不是了。”小王介绍说，他的新身份是刚刚成立的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助理。11月6日下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全国首家知识产权专门法院。。

与其他法院不同，知识产权法院并没有“助理审判员”，取而代之的是“法官助理”。新的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后，北京市原有的71名知识产权法官，将只有30人能够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其他法官则面临分流。

紧随北京之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也将在12月15日成立，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也将在年内成立。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为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提供了依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最初上报的方案为13+1，即13家中院和一家高院（上诉法院）模式，但是最终获批的只有北、上、广三家中院。

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陈锦川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介绍，“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大幅增长，北、上、广案件比较集中，这三地的案件量占全国知产案件的大部分，优秀的审判资源也集中在这些地方。同时，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专门法院，不是按照地域或行政区划设置，而是按照特定领域的专门需要来设置，因此并不是每一个省都要设立，全国选了三个司法区域符合实际。三家的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为正局级中级法院，上海则为副局级单位与上海中院合署办公，广东是不定级。”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王闯则认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不仅仅是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制度，也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很多司改措施都要在这里面实行。所以，它运转如何对整个中国司法体制未来的走向可以说是有重大影响的。”

压力随之而来

北京法院的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起步较早，1993年北京法院即在全国率先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新成立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首任院长即是由当时的首任庭长宿迟担任。

目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共设4个审判庭，一个技术调查室和一个法警队以及一个综合行政机构。值得一提的是18名法官均由北京市法官遴选委员会考核选拔产生，这也是全国法院系统首个法官遴选委员会。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差额遴选，竞争十分激烈。姜颖介绍，过去北京三个中院共有71名知识产权法官，目前只有18名已经通过遴选成为新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41名的法官助理员额尚未招满，目前第一批已经选拔了10名法官助理。“对成为法官助理的年轻人，应该明确他们的上升空间和职业保障，才能留住人。未来我们还希望和学校建立合作，请在读的硕士生来法院实习做法官助理，这也是西方法院常见的模式。”姜颖补充。

陈锦川介绍，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后的法院只存在主审法官和法官助理，法官才有审判权，法官助理只是司法辅助人员，但也要具备通过司法考试，工作一定年限的条件，“今后在知识产权法院里将没有助理审判员这个层级。”

在陈锦川看来，相比一般法院，他带的这支队伍并不算年轻，吸纳的都是有丰富审判经验的中壮年法官。遴选产生的法官平均年龄40.2岁，91%均为研究生以上学历，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年限平均为10年，近五年人均承办案件数为438.5件，知识产权审判经验和审判能力较为突出。

经过严格选拔脱颖而出的知识产权法院法官享有的职级待遇也将高于目前的全国其他中级法院。不过具体的方案还有待研究。姜颖介绍，目前还是按照原来的工资待遇，可能需要明年才能有正式的方案出台。“至于职级，这次确实有很大突破。”姜颖介绍，一般情况下任命的审判员需要有副处级的行政职别，但是本次任命的审判员是没有与行政级别挂钩。这次体现了今后对法官的管理要有别于与公务员管理。这与司改去行政化相呼应。

在队伍精英化专业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法官的压力随之而来。在成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前，全市三个中级法院均设有知识产权庭。今年1-10月份，三个中级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11541件，其中90%以上为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行政决定或者裁定的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案件。“任务量极其繁重，整个北京三个知识产权庭就71名法官要审理这么多的案件，集中到知识产权法院，由于法官员额的限制，案多人少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我们预计明年会有1.4万到1.6万的案件需要审理。目前我们也在申请扩编。未来可能有一些法官助理可以过渡到法官位置上来。我认为应该根据案件数量，对法官员额适时动态调整。”姜颖指出。

在构成知识产权法院的司法辅助队伍的51人中，5名“技术调查官”是知识产权法院的一大特色。陈锦川介绍，知产法院受理和审理的案件以技术类案件为主，法官基本上是法律背景出身。法官对技术事实做出判断要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技术调查官。

目前，编制内的技术调查官尚未到位，法院将根据情况向社会招考。对技术调查官的资质和资格要求还要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该解释将对技术调查官的资格、在诉讼中的地位、作用做出规定。

“二合一”是现实考虑

按照最高法《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有权跨区域管辖有关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一审案件;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涉及著作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案件。

此外，该院还专属管辖第一审授权确权类案件，主要包括：不服国务院部门授权确权类裁定或者决定的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与知识产权强制许可有关的行政案件，与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有关的其他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案件。同时还将审理当事人对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做出的第一审著作权、商标、技术合同、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

由于专利复审委和商标评审委均在北京，属于商标和专利的行政一审案件只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所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以审理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不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7个高级法院，74个中级法院和80个基层法院开展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审合一”审理模式的试点工作。不过，受到很多专家和业内人士呼吁的知识产权三合一的审判模式和机制没有在此次的北京知识产权审判改革中实现。新成立的知识产权法院主要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的二合一主要是出于现实考虑。由于知识产权案件中的刑事案件较少，以她所在在的北京市一中院为例，去年1万多的案件中就6件是刑事案件。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最高法院研究室原副主任张泗汉介绍，他就主张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一体化，但他也认为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等到将来逐步发展后，还是要将知产刑事案件收归知识产权法院。

改革需与外部接轨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率先设立，只是走出中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第一步。“这次知产法院的设置架构，和海事法院类似，审级上相当于中级法院。不同的是，它既承担一审职能也同时承担二审职能。”张泗汉介绍。“下一步，尽早设立全国统一的专利上诉法院或者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这次设立知产法院实际上是专门法院，但是不完全的专门法院，还保留有普通法院的色彩。”

据张泗汉解释，知产法院的一审案件、二审上诉又回到所在地的高级法院即普通法院，缺少知产法院的上诉法院，这是一个缺陷。普通法院作为综合性的法院，体现不出知产案件的专门性，因此过去制约知产案件审理的缺点依然存在。第一审的商标、著作权等民事和行政案件也还是基层普通法院审理。两头都是普通法院，上下不能自成体系，终究不是办法。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春田也表示，应该设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他认为，中国知识产权审判不缺“地方队”，缺的是一支“国家队”。如果仅在组建“地方队”上做文章，改革止于量变，设上诉法院才是质变。“这次没有提出设立知产上诉法院，主要的障碍是建立跨省的、与行政区划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目前还比较困难，所以目前的方案还是先在中级法院进行跨地域管辖，等到积累一定经验，时机成熟时再建立上诉法院。”姜颖认为，需要进一步顶层设计全面优化知识产权审判体制与机制的、体系相对完整与独立的知识产权法院系统建设。

分类管理、精简行政人员也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大刀阔斧进行，这也是司法改革举措的一个缩影。目前只有15个人的综合行政机构囊括了一般中院近10个部门的各项职能。“目前看来只有知识产权法院单独的改革，他还有那么多个婆婆，一个行政人员需要履行多个职能、对接多个单位，还是很难应付过来。”姜颖指出，知识产权法院内部的精简机构、去行政化很难独善其身，需要与外部改革接轨，需要整个司改的推动。

姜颖还希望为知识产权法院量身定制一些政策。比如她认为应当开拓知识产权法官的国际视野，要在国家层面有计划地派出一些法官出国深造或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以参与国际研讨谈判，加强国际话语权。同时建立审判与学习研究联动的机制，将卷宗对教授、学生开放，推动知识产权的学术研究。她还建议在知识产权法院的官网建设上，努力做到裁判文书即时下载。

来源：经济观察网作者：沈念祖

编辑：IPRdaily A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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