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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明天，有一场年度好戏，或搅动中国。
据可靠消息，中美高通商标纠纷案将在上海高院正式开庭，并直接进入一审阶段，经过长达两年酝酿与发酵，这桩号称继苹果ipad与唯冠商标纠纷之后，中国知识产权纠纷“一号大案”形势越发明朗。
不过谁撕下的谁的面具，尚难定论，毕竟在复杂的中国，利益均衡往往超越法律，有时候有道理走遍天下是骗人的。
顶着“全球芯片之王”的光环，美国高通拥有比工程师还多的律师团队、全球发达的政商网络以及雄厚的财力，面对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高通，仿佛稳操胜券。
不过前者并非没有软肋，他在中国市场实行专利版税差别待遇，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已经受够了，美国高通的“专横”伤害了民族感情，一年前，国家发改委以反垄断之名对其开出了近10亿美元罚单，中国高通如果找准“死穴”，短兵相接，前者纵使身披金衣铠甲，也足于一拳KO对手。
红蓝双角：蚂蚁与大象
不可否认，美国高通强大到令人望而生畏，“在移动通讯技术领域，美国高通就是上帝，几乎无所不能无处不在。”这是外界对美国高通的膜拜。高通的强大离不开中国人的血汗，2001年，高通全球总收入26亿美元，中国市场贡献率只有区区0.33%；2015年，高通全球总收入252亿美元，中国市场贡献率飙升到52%，绝对产值高达133亿美元。
已30而立的美国高通，主导着全球移动芯片与无线通讯技术，它的产品覆盖着全球智能手机、无人机等智能终端领域，说他控制着全球中枢亦不为过，近20年来，高通向全球以及中国制造厂商提供的芯片总量累计超过75亿枚。
据Strategy Analytics跟踪数据，高通在全球移动芯片市场占有率，2013年为64%，2014年为52%，2015年一季度为47%，虽然呈总体下滑趋势，但高通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从未缺席。2015年高通发布的64位高通移动芯片—骁龙820，以独特的3D指纹扫描技术，被市场热捧为“机皇”。
尽管苹果、三星、华为、小米等终端厂商都在研发自主芯片，但是在高端领域，他们依然仰人鼻息，比如华为最近发布新款手机亦搭载骁龙820处理器，小米发布的自主芯片—“步枪”，尚处在试验阶段。
移动芯片生产商二号人物台湾联发科更是被高通甩出几条街，后者只能游走在中低端，还被市场扣着“山寨大王”的帽子，至于英特尔，欲发力移动芯片市场，但始终跟不上节奏。
美国高通独特的专利收费模式更让业界捶胸顿足，这种模式被称为“高通税”，走进美国圣地亚哥高通总部，有一面巨大的专利墙，上面有高通1000多项高通技术专利，据说这只是高通海量专利的冰山一角。有数据显示，高通专利费占到全球收入的70%，中国市场贡献了40%份额，中国手机厂商被戏称为“苦菜花”。
对照美国高通，中国高通就相形见绌了，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很少有人记得这家民营半导体公司，如果把时间回拨到20多年前，中国高通其实并不普通，顶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光环。
其创始人崔巍是个电子通讯迷，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江苏农村，1975年被当时上海市市长彭冲亲自召回上海，从事电话、电报攻关，崔巍在1992年正式成立高通，有人还依稀记得九十年代在上海黄浦、北京中关村打着高通汉卡的公交车广告，让高通扬名的正是汉卡，当年的高通汉卡，与巨人汉卡、联想汉卡、金山汉卡并列为中国四大汉卡，风头一时无两。
当微软进入中国后，汉卡被替代，中国高通转型缓慢，与后来名声大噪的柳传志、史玉柱、雷军相比，中国高通可谓昙花一现。2005年，中国高通受国家信标委委托，成功开发出了“中国汉字标准字库”，这款“字库智能芯片”成为中国高通继汉卡之后少有的市场力作。如今，中国高通将注意力聚焦于物流仓储智能芯片的研究，以上海、深深圳为研发基地，深耕物联网领域，试图在这片红海中突围。
对比红蓝角，这是“蚂蚁”与“大象”的生死角力。
鸠占鹊巢：真假高通
本次上海高院一审，主要围绕中、美高通第9类第662482号“GOTOP高通”商标进行，要搞清楚这个“系争商标”，首先得厘清案情的来龙去脉。
上溯至20多年前，中国高通于1993年成功注册第9类第662482号“GOTOP高通”商标，1995年成功注册第38类“GOTOP高通”商标，后来又成功注册42类、35类高通商标。
也就是说中国高通在十多年间，先后多次向国家商标局提出申请，至少名义合法拥有了第9类、第35类、第38类、第42类商标，业务范围涵盖通信、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等领域。
1998年，美国高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美国高通初始名叫美国卡尔康，2001年，美国卡尔康公司在北京正式注册“高通无线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及“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司，2008年，美国卡尔康在上海成立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国）上海分公司，美国卡尔康在中国的分公司均使用“高通”商标，用于手机芯片品牌的推广和销售。
对于美国高通的举动，中国高通并没有掉以轻心，2002年8月，中国高通向美国高通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对方停止使用一切“高通”商标，美国高通并没有理会。
随着芯片业务在中国的大幅扩展，美国高通愈来愈意识到商标的战略性，于是主动出击，自2010年开始，陆续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就中国高通拥有的第9类、第35类、第38类、第42类商标提出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撤销申请（以下简称“撤三申请”）。
为避免恶意注册等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或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商标向商标局申请撤销注册商标。美国高通的“撤三”申请就是援引此款法律。
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除第42类商标之外，中国高通拥有的第9类、第35类、第38类均被商标局或商评委撤销，也就是说美国高通撤三申请成功，化被动为主动，中国高通则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国高通当然不会束手就擒，频频展开反击，2013年12月，中国高通向美国高通总部及所有中国分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其停止一切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2014年4月，中国高通正式向上海高院提出诉讼，以关键的第9类商标为核心，状告美国高通及上海分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同年5月，上海高院就此立案，案号为（2014）沪高民三（知）初字1号（以下简称“一号案”）。
2014年6月，中国高通在上海举办维权新闻发布会，并提出三点要求：1，美国高通立即停止使用一切“高通”字样商标；2，对中国高通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一亿元；3，作为告诫，要求美国高通登报道歉。
面对中国高通的反击与坊间热议，美国高通以不变应万变，尤其是对外界一直三缄其口，媒体试图与美国高通取得联系，得到的回应大多是千篇一律的外交辞令：我们会在法律的框架内予以配合。对已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我们不作评论。
案件走势：得道多助
在中国高通看来，商标被侵权，对其品牌形象产生了极大伤害，中国高通董事长程儒萍多次向外界诉苦：中国高通对外的的年会、发布会、慈善公益活动以及产品广告，常常被混淆为美国高通所为，并被误认为美国高通子公司。
程儒萍还透露，美国高通私下与其多次接触，试图收购高通品牌，并开价5万元，后来加码至200万元，均被她严词拒绝，“这是对中国高通的挑衅！更是对中国民营企业的侮辱!”
人们不仅要追问，为什么监管部门同意撤销中国高通的三类商标？一份《专家意见书》随之浮出水面，对于美国高通对第9类商标的撤三申请，开始被商标局驳回，美国高通随后向商评委申请复审，并提交了这份《意见书》，第9类商标如愿被撤三，随后在其他类的撤三中，《意见书》作用明显。
这份由国家级智库学者、国家退休官员等七位专家联合署名长达七页的《意见书》无非就一个意思：汉卡与字库芯片不是同一类商品，从而推翻中国高通注册第九类商标的合法性。中国高通的解释是：汉卡与字库芯片是大哥大与智能手机的关系，都属于通讯技术，字库芯片是汉卡的升级版本，属于同一类商品。
上述还是技术争论，很难一概而论，有专家一针见血，直接质疑签名专家的主观动机。
似乎不能忘记，美国高通曾经深陷在华贿赂丑闻，2014年9月，反垄断专家张昕竹收取美国高通140万美元报酬干预发改委对美国高通的反垄断调查，让全国人民很愤怒。
今年三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指控美国高通涉嫌贿赂中国国企高管获利，这种做法触犯了SEC的反腐败法，并遭到750万美元的罚款。
如果有证据指控七位签字专家涉嫌收取美国高通好处费从而出具《专家意见书》，此案性质或大变，汉卡与字库芯片是否是同类商品这类技术争论立马变得不重要，事态将要升级，道德呼吁恐怕将要超越法律审判。
七位专家身为国家公务员或高级专家，在如此敏感的中外商标纠纷中，回避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若单方面功利性主动介入，是否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张昕竹第二”的角色，有可能引发公众情绪，留下“出卖民族利益”的骂名，美国高通亦有可能再次触发SEC反腐败法指控。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全球化的今天，契约与法治是商业文明的基础，民营企业不能够充当“义和团”，裹挟着民族情绪行“宰人”之实，当然外资巨头也不要恃强凌弱。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外企业合作交流、博弈碰撞愈发频繁，在知识产权纠纷中，中国民营企业往往以“被告”的身份出现，中美高通商标纠纷案实现了角色反转，中国高通14年马拉松诉讼之路即将揭盅，不管最终谁撕下了谁的“面具”，对产权、对知识的敬畏，人人生来平等。
来源：集微网
作者：陈千里 上海交大策略与危机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IPRdaily王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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