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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的许可市场与它的重要性相比，有些停滞不前。但是，近期一些大的专利许可交易表明这个市场开始复苏。此时正值高通调查案一年之后，以及Interdigital（数码交互）调查案中止两年之后。
高通的高额罚款，以及Interdigital事件的余波，使热衷于许可交易的专利实施公司以及非专利实施实体都有所忌惮，不愿轻举妄动。笼罩在中国许可市场小心谨慎的氛围意味着准许可人的成败取决于他们能否能说服中国公司他们是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目前这一点尤为重要，事实证明胡萝卜比大棒更加重要。
与此同时，谈判桌另一边的中国企业拥有日益完备的IP战略。当然，进军国际市场的中国公司与专攻国内市场的公司存在天壤之别，但是前者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以及令人敬畏的专利组合。他们对大量收购专利的兴趣依然不减，但他们也越来越认同许可协议可以带来双赢，扩大海外市场份额。随着这些公司不断地探索怎样最佳利用专利，他们的身影会越来越多地活跃于专利许可交易中。
图1 中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用（单位：十亿）
蓄势待发
2015年11月—2016年2月，高通宣布完成了一连串标准必要专利（SEP）许可交易。中国主要的智能手机制作商都参与其中，包括中兴、TCL、奇酷、小米、联想。高通并未公开具体金额，但是声称完全遵守2015年与中国的定价监管机构达成的“整改计划”条款。发改委要求3G设备收取5%的许可费，4G设备收取3.5%的许可费，以净售价的65%作为费用基准。
图4 中国的重要专利许可活动，2015-2016
这些协议的签署无疑让高通松一口气。高通在先前透露中国的谈判进程远比预想地缓慢。“一些被许可人谈判的立场很强硬，而且还不断地压价。”高通投资人之一Derek Aberle主席谈到，不过他还补充说：“我们确实很有信心。被许可人也承认他们欠高通使用费，只要协议一签，就会付费给我们。但是什么时间并不确定。”现在主要的许可协议已经尘埃落定，高通只需在家里坐等收钱；但是在过渡期，需要向投资人解释暂时没有收入，这无形中增加了高通完成交易的压力。
负责实施型公司与NPE许可事务的Dechert 合伙人Lewis Ho认为高通与爱立信的一系列高调交易——1月份扩大与华为交叉许可的业务——使同样如火如荼的NPE活动不为人知。
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之外，许可活动并没有显著的上升，因为鲜少谈判需要等待发改委的指导意见。IBM亚太IP许可主管Steve Joroff说尽管做专利调查的人多了， 但是无法进入正式的谈判：“我们发现一些中国公司寻找通过调查限制IBM的机会，但总会落得一场空。” Joroff认为近几年专利许可活动保持稳定，但相较于中国技术行业的规模还是相对较少。
成长与蜕变
当高通向分析人士哭诉自己遭遇的拖延战术，他决口不提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而专利所有人承认中国公司变得越来越有策略。 “五年前中国企业采用的拖延战术是关起门，谢绝见面。”香港专利池管理公司Sisvel的总经理Roy Chen说道，“但现在也学会了外国公司的策略，比如会议延期，要求海量或无关的文件。”
Joroff认为：“通常另一方的主要任务是避免交易，不承认许可交易带给公司的潜在价值。这么做很容易，有时让交易泡汤也在所不惜，即使许可方确实能为公司提供很多价值。”
但是随着中国企业寻求拓展海外业务， IP职能部门愈发成熟，有能力确保在海外市场的自由实施。这个趋势不仅为卖家和中介开放了可能性，而且也为许可人带来更多的机会。“多数情况下，公司要保护市场份额，现在公司之间的竞争非常严酷，比如华为、小米、OPPO。这些公司也和三星、苹果之类的公司存在竞争。这些压力确实改变了许可的一些做法。”
图3 SIPO记录在案的发明专利授权活动
即使IP团队必须确保海外自由实施，但是许可仍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很多公司仍出去买专利，很难和他们谈成许可。”Proulx说道。有些时候，中国公司拒绝许可，但倾向于直接购买专利组合。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国内的竞争对手有所忌惮，希望获得独占的IP权利，让竞争对手无法涉足某些市场。
与所有权的一目了然的好处相比，许可的价值过于抽象，对不谙IP世界规则的新手来说很难驾驭。“不成熟的公司不明白交叉许可能带给它们什么，”Joroff坦言道。“他们认为不划算，即使你有证据表明他们已经在侵犯你的专利权。”
但是对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先进的研发和专利组合的中国公司来说，积极追求交叉许可以及扩大国外市场份额的时机已经成熟。“当谈判进入确保被许可人看到价值，许可人获得可接受的回报这一阶段时，通常会变得非常艰难。”Proulx说道。“但是从多个方面来说，现在是中国企业迈出这一步的很好的时机，因为专利的估值不再像几年以前那么高。”
轻轻的，轻轻的，许可人来了
尽管发改委对Interdigital调查可能拖延并对高通开出天价9.75亿美元的罚单，但主要的许可人还是认为中国政府下达的监管决定为专利许可行业打下坚实的伏笔。高通管理层一直以来强调除了那张一次性的罚单，SEP政策的清晰化将帮助他们从中国的标准执行者身上收取更多的费用。
Chen也认为发改委的决定使SEP许可相关规定更加明确，在未来应该会更进一步明晰。他还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逐渐站在许可人的立场思考：“中国政府过去完全是站在被许可人的角度看度许可。但是现在中国公司的专利组合日益强大，并开始寻求将专利变现。政府会采取更加平衡的方式，顾及许可谈判双方的利益。”
图2 中国收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用（单位：百万）
但是，尽管中国大力加强专利保护——前年成立了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人们还是认为将侵权诉讼作为许可策略实为冒险之举。实施型公司担心潜在的反垄断调查风险会危及自己的其它非许可业务。Chen说，“中国还没有这类案件的记录，这也造成不确定因素。一些大公司肯定在环顾四周，认为现在可能是在中国提起诉讼的好的时机，但是没有人愿意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NPE也没有必要做这个出头鸟。Ho说他代理NPE诉讼案件时，客户最不希望做高调宣传：“我的建议一般是保持低调。传统的起诉-收取使用费的模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最好的策略是与中国公司和学术机构结盟，做他们的商业合作伙伴，一起研发，进行IP保护。”
仅仅有专利是不够的
诉讼优先策略最好的情况是效率低下, 最坏的情况是难以为继。因此，对于潜在的授权人来说，胡萝卜比大棒更重要。在中国单纯的做专利交易非常困难，这需要许可人－尤其是非专利实施实体(NEPs)绞尽脑汁去想他们还能给潜在合伙人提供什么。
相比纯粹的专利许可，更宽泛的商业协议不必是全新的;也可以不仅限于中国。正如Brismark 指出的：“许可条款和条件，顾名思义，通常包含超越金钱范畴的内容。这在双边谈判中更是具备无限可能，其中双方可以沟通商讨为了最好达到合作目的, 灵活安排项目。
这一趋势在中国更为显著，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缺乏有力的专利诉讼，这意味着诉讼本身的威胁无法有效的推进专利交易。 二是中国企业正在努力的在专利以及研发能力上追赶（国外企业）；所以大型科技公司在技术和知识转移方面对国内企业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Joroff 说 “在中国，我们很少做纯粹的专利交叉许可， 如果做的话，我们会搭配别的项目一起做，比如专利转让、技术许可、联合开发协议或源代码许可转让。”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知识产权战略并不是由最高管理层直接负责的，所以进行专利交易涵盖广泛的技术合作而不是简单的“一手交钱、一手许可”。这样会帮助知识产权团队得到董事会的支持。 “无论你向他们卖专利，还是帮助他们扩大产品线，打包一些别的服务都会让管理层更容易说YES。” Joroff解释道。
NPE，变则通
在这种大环境下，NPEs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这些公司想要既保持低调的行事风格又顺利地完成专利交易，他们需要使专利被许可方相信他们不仅仅是专利权主张者，同时也坐拥技术专业知识，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改善他们的产品和知识产权战略。
Proulx同时看到在中国的NPE和实施型公司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模式来成功地进行许可活动，包括通过大棒加胡萝卜的方式与中国本土企业进行合作。但他认为实施型公司的优势在于有更多的合作方式可以选择。他接着说道“这表示对NPE来说，许可更加艰难。我们所熟知的所有的8、9位数的专利交易不仅包含重要的专利组合，同时也包括技术转移和产品应用。 “
鉴于中国企业对专利货币化的兴趣与日俱增，NPE可以从IP的技术诀窍本身出发，润物细无声。Ho 说“一些NPE 客户不仅仅授权或出售专利给中国企业；他们也会指导中国企业怎样去最大化他们的资产，例如指导这些企业怎样与竞争对手进行专利税和交叉许可谈判。
一般情况下，他补充道，“NPEs 应采用更友善的而不是有争议的方式，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企业在寻找拥有强大的IP组合的合作伙伴。” 他举例指出中国有25家“独角兽”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创投基金支持的公司）。 维持这样令人兴奋的估值意味着公司要实现持续的增长，包括在海外的业务。这就需要知识产权然而他们中的很多公司并没有。
Ho 更倾向于走高层路线而非依靠公司内部羸弱的知识产权团队：“你需要去说服投资人建立IP组合从而最大化他们的估值。”向公司说明专利许可能帮助公司扩张新市场，从而兑现对投资人的承诺，仅仅是个开始。NPEs要消除人们对他们仅仅想要从初创公司捞钱的成见，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些企业大多不具备大的知识产权部门，其高级管理者缺乏IP专业知识，或者他们没有看到IP的价值，” Ho 提醒说，“所以你需要从适当的角度切入，帮助他们找到做这笔专利交易的原因。
综上所述，低调的合作方式似乎是NPE和实施型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良方，同时也是最适合专利许可市场和中国知识产权领域长期健康发展的方式。 “我不知道诉讼的缺位是否在阻碍专利许可市场的发展，” Proulx沉思道。“专利与技术不分家，更多的技术转让与交易在总体上是利于IP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履约问题
高通已在中国完成了主要的许可协议，这一消息无疑令人感到鼓舞。但其高管表示 “最难缠的是细节”，高通在中国收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协议内容，还需要实施方案的配合。 一直以来，高通控诉中国对于许可设备销售的漏报，甚至于说中国的OEMs (原始设备制造商)低估了全球许可设备的市场份额，这对于其未来收益具有消极影响。
Aberle 说“我们做了一个三角形，表示全球设备销售量和上报的设备销售量之间的差距，从中你会发现仅在2015年就相差约9%， 也就是 250个亿。”
他指出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三点原因： 1.设备销售并未获得许可； 2. 作为谈判策略，被许可方对被许可设备销量的使用费有所保留； 3. 被许可方少报了销售量。 由于高通与主要参与者签订了专利许可协议，所以前两种情况得到很大的改观。 所以Aberle提道“真正留给我们的是履约问题，仍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解决。”
令人羡慕的是，高通能够计算出实际卖出的芯片数量，而非听信设备销售报告的一面之词。并不是所有授权人都有这样的资源。Ho 指出履约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对收取终端设备使用费用的实施型和非实施客户都同样存在：“我们通常会在合同增加许可人有权对被许可人进行审计监督工厂和账簿的内容；不得不说，这一条款存在很大争议，但我们会据理力争。” 许多许可人要求公开使用费用周期报告的细节，包括大量的原始销售数据以便于核对信息。 通过外部信源如政府数据和私营市场调研报告同样也可以发现销售数据的问题。 “中国的环境没什么不同，你需要做足功课，并密切监控以防违约，”Ho 提醒道。
当然，这又再次引发了另一问题：当补救措施完全不在讨论范畴之内时，许可市场如何运行？ 高通针对中国的情况发言称：“我们准备好了执行协议，并采取行动来打击某些恶意谈判的、 谎报使用费用或者是在短期内拒绝签署协议的OEMs。”
Ho 说道关于如何消除专利被许可方的猜疑情绪亟待解决:“你无法在法庭上对你的专利费率和其他条款进行保密。我认为到香港或新加坡进行仲裁是中国和美国公司都能接受的最好的折中办法。” 香港通常是许可协议管辖法律的折中备选。
角色转换
与此同时，中国一些专利大户（如华为和中兴通讯） 取得了大幅的进步，暗示着中国企业将逐渐地在专利交易中获取收益。Brismark 预测 “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专利许可方，”他指出这些企业已经是3G合作伙伴计划（3GPP）蜂窝系统标准的核心技术贡献者。
另外， 中国政府也大力推动中国企业去探索更多的IP商业化模式， 现有的形式有货币化，包括利用IP来筹集资本。但Proulx说这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自我成就的现象 “对商业化和货币化的渴望逐渐成为CFO的动力——他们想看看是否能获得回报。生物科技和医疗设备领域已经发生这类现象。” Proulx 补充说Transpacific对中国企业开展的评估业务达到史上最高峰，因为他们寻求潜在的回报。
对货币化高涨的兴趣, 同样对国外的专利持有者来说是个好兆头，因为在许可过程中良好的沟通是货币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很高兴的看到在中国的主要专利持有方开始尝试利用专利组合来增加收益，” Joroff 说道, “因为这类公司你可以与之成熟合理的谈判，他们明白怎样可以平衡付出与回报。”
Sisvel的首席专利许可官Ben Beune认为：“中国公司将发现仅仅拥有专利或利用专利防患于未然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当Sisvel提出为建立一个长期的专利池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美国和欧洲的IP所有方利用专利创造可观收入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如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是中国唯一一家参与到这个专利池的专利所有人。
当然，中国企业群体要想在屹立在世界专利许可之林，做到真正的角色转换，还任重道远。Ho 认为对于外国的许可实体来说，这只代表了良好的短期前景。 一旦中国发展出成熟的本土NPEs和其它专利实体，国外企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未来五年，美国和欧洲的NPEs将在中国迎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总结道, “一些中国的成长型企业还需国外NPEs的帮助和支持， 以实现他们商业模式的改革，并深入国际化角色。“
原文出处： IAM 第77期 Back in Business
编译： 小圈儿
来源：专利这个圈儿
作者：Jocob Schindler
编辑：IPRdaily王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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