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末深度:从大英帝国的技术衰落里,中国可以反思什么?
19世纪70年代末,英国人发明了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特(Thomas-Gilchrist)炼钢法。这种技术在19世纪80年代末迅速在欧洲大陆被广泛采用。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企业家才用它替代了传统的炼钢技术。
同期,还有许多被英国工程师率先发明的新兴技术,但英国的企业家却不愿将这些新技术和工艺应用到生产中。
这一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其传统优势产业——纺织业中。
在棉纺织业,其他国家纷纷采用新技术,用环锭纺纱机替代了传统的走锭纺纱机。在1913年,美国有87%的纺织机都采用了新式的环锭纺,而直到1954年,英国依仍然有超过一半的纺织机由走锭纺纱机构成。
英国在其他技术与产业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汽车制造业,美国的技术革新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而英国的汽车制造业却还停留在传统工艺阶段,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也非常低。
可见,无论在新兴产业还是在传统产业,英国的企业家对新技术均反应迟缓。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英国海外市场的丧失。
那么,为什么19世纪末的英国企业家如此缺乏技术革新的意愿呢?
一、包容性制度与英国的海外市场
就英国企业家对新技术消极态度的成因,目前的解释主要落脚于以下几个方面:传统文化、资本外流、劳工利益集团的抵制、海外市场及其制度保障。
01. 传统文化
英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工业化”与“反商业化”的传统文化,中上层阶级普遍对工业化抱有敌意,对变革与创新持怀疑态度,倾向于维持现状。
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工业与制造业经济,因为传统文化深深嵌入了这个商业与金融社会。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英国企业家对新兴技术的态度比较消极。
02. 资本外流
研究发现,伦敦金融城经常会忽略英国本国的工业,而更倾向于把资金借给国外的政府与企业,这一现象在一战爆发前的三四十年间尤为显著。
但是缺少金融资本并不是关键,问题在于当时英国企业家对资金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解释的是,在1870年以后,为什么英国企业家会缺少对资金的需求。
03. 劳工利益集团的抵制
19世纪末英国工会组织的数量快速上升,有学者认为正是劳工集团的反对减慢了英国在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致使英国在1870年后逐渐走向技术衰退。
但问题是,英国曾有效处理过抵制新技术的劳工运动,从而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当而临激烈的劳工抵制时,理性的企业家将采用新技术来替代劳动力,1945年后的美国就是如此。
04. 海外市场及其制度保障
19世纪末以后,美国、德国等国家开始引领大规模生产的潮流,并逐渐在钢铁、汽车、飞机等产业占据领先优势。这种大规模生产需要以庞大的市场规模作为重要前提,再投入大量的资本才能得以实现。
尽管英国曾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却缺乏相应的制度来维系。
各国的贸易保护与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使英国的海外市场不断萎缩,降低了英国企业家的出口激励,进而削弱了他们对新技术投资的意愿。
那么我们从英国技术的衰落能读出哪些制度缺陷和社会现象呢?
a. 缺乏包容性的制度与殖民地市场的萎缩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英国通过不断开拓殖民地市场为其技术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巨大的国际空间,也为英国的企业家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激励。
但是,英国却难以将殖民地的民众纳入其制度体系。
他们把在美洲、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的居民视为臣民而不是国民,也正是由于英国制度不够包容,导致了其不能吸纳殖民地的臣民为大英帝国的公民,使得原本庞大的帝国市场难以为继。
美洲殖民地率先对英国发起反抗,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既然北美民众在英国的下院中没有代表,英国就没有向他们征取任何税收的权力,即“无代表,不纳税”。由此,英国殖民地的反抗与独立纷至沓来。
1776年美国独立,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此后马来西亚、加纳等殖民地的独立接踵而至。
可见,缺乏包容性的制度极大地削弱了大英帝国掌控帝国市场的能力。
b. 国际制度的缺失与海外市场的萎缩
英国和美国霸权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美国建立了国际制度来维系庞大的市场,而19世纪的英国缺乏正式的制度与规则来约束国际经济交换。
关于这一点,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还曾指出,美国为了让世界各国服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其制度设计是“战略性克制”的。
例如,在建立关贸总协定的时候,为了保护其国内农业利益免遭欧洲等国家农业损害,美国设计了特殊例外条款。但是,当美国农业变得具有国际竞争力,需要扩展海外市场的时候,欧洲等国成功利用这项制度保护了自己的农业,抵制了美国农产品。
可见,“战略性克制”的制度安排能既能约束大国权力,也能容纳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使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得以持续。
相比之下,19世纪英国主导的国际市场既没有制度建设,更谈不上包容新兴国家的利益。
这使得当时各国的经济竞争极为不友好。在国际经济萧条的时期,各国纷纷提高关税,英国的产品难以进入欧洲与北美市场。
1890年,美国的进口关税税率高达29. 6%,德国达到8.8%,而英国仅为4.8%。
这些各国的自我保护性贸易政策阻止了来自英国钢铁业的竞争,保护了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市场,使这些国家的本土制造业迅速成长。
由此可见,国际制度的缺失使大英帝国无法约束新兴大国,也难以维系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
c.海外市场的萎缩与创新乏力的英国企业家
由前面两点可见:在帝国体系内,英国的制度难以将殖民地的臣民吸纳为公民;在世界政治中,它又缺乏国际制度来约束新兴大国,也难以将其吸纳为战略伙伴。
因此,当欧洲与北美的贸易保护以及殖民地相继独立,英国的海外市场逐步萎缩,其发展模式变得难以为继。
这使得英国企业家的市场激励被严重削弱,从而也降低了英国企业家进行技术革新的意愿。同样地,还影响了英国的金融家。
首先,英国企业家不愿意在生产中采用新技术。
19世纪末出现了几个引领未来技术潮流的新兴产业:电气工程、化工以及汽车制造,但是英国企业家却没有意愿投资这些新兴产业,而是停留在传统行业中。
相比之下,德国与美国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新兴产业,如化学制品、制药、照明、无线电、电气等。在1907年,这些新兴产业仅占英国制造业就业和产出的10%。
一战爆发前夕,纺织品、钢铁与煤炭制品占据了英国出口总收入的三分之二。然而,这些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技术却仍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水平,这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经济最大的弱点。
其次,英国企业家不愿意扩大公司规模和资本密集度。
19世纪末,大型企业开始出现。这些企业迅速占领国际与国内市场。然而在美国和德国大型企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英国的大企业却非常少见,小型的家庭企业仍是英国最主要的企业形式。
与企业家类似,面对这种情况,英国的金融家也倾向于将资金投向海外而不是国内。
英国的对外投资从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开始增长,到1870年至1914年间,每年的净投资额能达到该时期英国年储蓄的30%。巨大的资本输出是英国工业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而对逐渐萎缩的海外市场规模,英国企业家不愿投资新兴技术,金融家也不愿为国内制造业提供资金。这样的转变削弱了英国技术变迁的动力,也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基础。
由此可见,对大国技术进步而言,需要建立能容纳新兴群体与组织的包容性制度,才能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进而为持续的技术进步提供激励。
二、英国技术能力与产业竞争力的下降
由于缺乏完善健全的制度,英国难以维系庞大的海外市场,致使英国企业家投资和采用新技术的意愿降低,这也影响了英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
01. 英国技术能力的衰退
由于国内企业家没有意愿来投资、采用新兴技术,英国在研发方而的投资水平要明显低于德国与美国。
在美国,更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带动了19世纪末快速的工业发展,因为投资新技术的高额成本可以迅速从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身上收回来。
相比之下,逐渐缩小的海外市场以及狭小的国内市场使英国不愿承担制造业部门的高额研发费用。
02. 英国产业竞争力的下降
在资本积累以及资金规模方面,美国与德国的企业都远远超过了英国。与此同时,英国不仅在新兴产业上落后于美国和德国,其传统优势产业也开始失去竞争力。
印度曾经是英国兰开夏生产的纺织品最大的出口市场。然而,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使国际竞争加剧,海外市场对英国棉纺织品的需求急剧下滑。同时,新兴产业的崛起使英国传统产业更难以在全球市场中继续竞争。
1899年,纺织品和服装占据了世界制成品贸易的40%,工程制品仅占不到20%的份额。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产业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属制成品与电器产品占据了国际贸易份额的44%,而纺织品与服装的份额则降至20%。
从英国技术衰落看中国的创新
从以上我们对19世纪末英国技术衰落的分析,我们不难为当前的中国技术政策总结出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此外,它还通过操纵国内市场准入,进而影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而这样的对外经济战略工具也是大英帝国不具备的。
因此,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抵御海外市场波动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开拓海外市场。事实上,我们在海外市场开拓的过程中,已遭遇到英国曾遭遇的类似问题。
近年来,拉美国家对拉美“去工业化”趋势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出口拉美国家的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大量中国产品的涌入是造成拉美工业倒退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印尼等国也相继出现经济民族主义,排斥中国出口的产品。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与国内市场开发同步进行。在海外市场面临波动的时候,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国家抗拒海外市场波动的重要根基。
其次,市场开发需要具有吸纳新兴群体的能力包容性制度作为支撑。
在15世纪和16世纪,葡萄牙对异教徒的迫害导致这些群体大量逃离,随之带走的是财富、经商技能与生意关系。
相比之下,美国的制度通过持续吸纳新兴群体,激发了市场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例如,美国波音公司不仅集结了一流的美国工程师,而且还吸纳了很多优秀的俄罗斯工程师,为其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再者,建立包容性的国际制度对海外市场开发也非常重要,而关键在于保持“战略性克制”。
当前,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增强,逐步走向世界市场。此时,不仅需要发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还需要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制度化。这样的制度建设还需要对自身进行“战略性克制”。
我们从美国建设全球经济秩序与欧洲统一市场的过程可以读出,权力被分享让权力更强大,而让权力受制度约束才会让权力更持久。
中国海外市场的开拓在体现本国利益的同时,还需要为各国发展提供一个包容性的制度平台。这样,中国的海外市场开发才能更持久,从而为激励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提供一个长久的海外市场平台。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作者:黄琪轩 蒋佶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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